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凭借社交平台的流量优势与传播特性，“网红”已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生态与社会肌理的关键力量。他们打破了传统媒体和政治精英的话语垄断，深度介入选举动员、政策博弈与舆论引导，既推动了多元声音的表达，也因情绪煽动、虚假叙事加剧了社会撕裂，让立场成为可变现的“生意”，模糊了公私边界与信息真伪。

一、美国传统传播逻辑发生改变

在美国，传统传播体系由政府、智库、主流媒体、文化娱乐业等多方协同，形成从议题设定到全球扩散的体系，是维护国家话语霸权的重要工具。而数字时代，谷歌、Meta等平台掌握了信息分发的核心权力，“网红”凭借个人IP、真实表达和强互动性，成为全新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主体，大幅降低了传播门槛。他们以用户兴趣为导向，传播内容更加个性化、场景化，能精准触达传统媒体覆盖不到的细分受众，成为政治和社会议题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政治领域，“网红”或主动投身传播，或被相关势力裹挟；在社会领域，他们聚焦民生、种族等议题引发公众讨论，同时依托算法实现内容聚合推送，甚至成为隐性游说的“工具”。“网红”粉丝量远超政党官方账号的现象，也印证了传统机制性议题设置权的式微。

根据对美国多位与政治、社会议题相关的“网红”人物的研究，我们将其整体图谱大致勾勒为：

1. 右翼“网红”阵营

美国右翼“网红”代表人物有布雷特·库珀（Brett Cooper）、科雷科·皮尔森（CJ Pearson）、马特·沃尔什（Matt Walsh）等。此阵营涵盖主持人/演员、政治评论员、商界精英等多元群体，形成了受众广泛的传播网络。他们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保守派人物，核心主张围绕捍卫宗教、家庭等传统价值观，反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

2. 左翼“网红”阵营

格雷格·卡萨尔（Greg Casar）、哈桑·派克（Hasan Piker）、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等是美国左翼“网红”阵营代表人物。其相对规模不及右翼阵营，但立场激进、传播目标针对年轻群体，重点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进步派政客，聚焦社会公平、劳工权益、少数群体权利等核心议题，主张全民医保、堕胎权、LGBTQ +平权，反对资本主义、警察暴力与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同时关注移民保护、环保“绿色新政”等基层民生与社会议题。

3. 中立“网红”阵营

中立“网红”阵营包括莱克斯·弗里德曼（Lex Fridman）等，以社会热点话题和人物为主要关注对象，通常无坚定政治立场。他们常与来自不同党派的嘉宾对话，既关注共和党保守派政客的发声诉求，也试图畅通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表达渠道，常因内容创作的中立性招致极端舆论批评。

二、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网红”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呈现“主动发力”和“被动裹挟”相交织的复杂图景：一方面，他们凭借流量优势等主动打破传统传播壁垒，主导民间议题设置、影响选举动员、形塑社会认知、消解传统媒体权威，成为推动政治平民化和社会思潮变化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网红”的影响力价值与传播特性也使其成为政治势力、资本集团乃至极端组织的博弈工具，他们在被裹挟的过程中逐渐丧失独立立场，甚至加剧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这种双向逻辑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美国政治的运行规则与社会互动模式。

1. 主动发力：“网红”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直接撬动

“网红”利用流量与个人IP，打破传统政治传播壁垒，将政治议题生活化、情绪化，其重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主导民间议题设置，推动其进入政治议程。“网红”凭借影响力优势，不时地将基层关心的民生、社会公平等议题推向受众更广的公共视野，形成舆论声势，推动原本被传统政治忽视的基层诉求进入政策讨论范畴，进而得到官方回应。例如，马特・沃尔什聚焦跨性别医疗争议，曾发起对相关医疗机构的抵制运动，并最终推动了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暂停未成年人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旧称“变性手术”），尔后多州也相继出台相关限制法案；格雷格・卡萨尔长期关注劳工权益，曾通过街头行动与网络传播形成舆论压力，牵头通过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私营部门带薪病假条例，并带动州内圣安东尼奥、达拉斯等城市效仿。

影响选举动员，改变选民触达方式。“网红”通过更贴近受众的表达方式传递政治理念，打破了年龄、种族等传播壁垒，使这部分选民的政治倾向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也推动了美国竞选策略从主攻传统媒体向兼顾新媒体、重视“网红”流量的联动转变。比如，作为支持特朗普的黑人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千禧“网红”科雷科・皮尔森致力于为共和党“拉拢”黑人群体及青年选民，以壮大保守派阵营；杰克・保罗（Jake Paul）、洛根・保罗（Logan Paul）等体育“网红”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为其背书，通过YouTube、TikTok等平台向年轻男性选民传递保守派理念，成为共和党争取年轻群体的重要渠道。

形塑社会认知，影响社会思潮走向。“网红”通过即时的内容输出，加之算法机制的精准分发，逐步强化或扭转受众对特定社会议题的认知，使其不自觉接受同质化观点并加深印象。由此，通过突破不同群体的认知边界，“网红”正在带动美国社会思潮的渐变。如哈桑・派克等激进左翼“网红”通过直播聚焦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议题，传递对社会公平的呼吁，唤醒了公众对底层民众权益的关注；莱克斯・弗里德曼等部分中立“网红”借助播客等多元对话模式，邀请不同立场嘉宾展开对话，试图缓解美国社会思潮的极端对立。

构建独立舆论阵地，消解传统媒体权威。通过打造个人播客、专属频道等独立舆论阵地，“网红”能够快速、直接地传递观点，成为特定群体的核心信息来源。具体来看，布雷特・库珀的YouTube频道节目《与布雷特·库珀一起评论》自开播即精准定位Z世代受众，后凭借接地气的保守派观点收获近500万订阅者，成为独立于传统媒体的重要舆论阵地；哈桑・派克的Twitch直播在大选夜、国会山骚乱等重大事件节点上，单场最高吸引23万人同时在线，影响力远超部分地方电视台。诸如此类舆论阵地的兴起，一定程度消解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与话语权威，也让公众拥有了更加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

2. 被动裹挟：“网红”沦为各方势力的“工具”

“网红”的传播影响力使其成为美国各方势力博弈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缺乏明确行业规范与自我约束的背景下，其极易被政治、资本、极端组织等势力裹挟，丧失独立表达立场，扮演如下多种角色：

政治势力的“流量宣传员”。美国各政党将“网红”视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治传播工具，通过合作、背书、资源倾斜等方式，让“网红”成为其理念传播与选民动员的重要主体。亚历克斯・布鲁塞维茨（Alex Bruesewitz）作为特朗普核心竞选顾问，曾策划协调特朗普登上洛根・保罗等“网红”的播客，助力其政治观点精准触达更多年轻选民；布雷特・库珀则曾因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被福克斯新闻签约，成为保守派向Z世代传递理念的“官方发声者”。

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资本集团通过资助、商业合作等方式绑定“网红”，让“网红”成为其舆论推手与利益代言人，潜移默化地传递符合资本利益的政治及社会观点。在此过程中，部分“网红”为了商业利益放弃自身立场，哈桑・派克的相关经历便是典型例证：他自称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倡导黑人平权运动，但却接受多家科技及游戏品牌的商业合作，并于2021年在好莱坞购置了一栋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两层住宅，因此被质疑“靠社会主义叙事获利”。

极端组织的“思潮传播渠道”。部分“网红”为追求流量，不惜沦为极端组织与思潮的传播工具，使白人至上、反犹、极端保守/激进等思潮借助互联网平台渗透进普通群体，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宗教、政治等矛盾，破坏了正常的公共话语环境。例如，马特・沃尔什曾公开支持极右翼“大置换”阴谋论（Grand Remplacement，又称大取代、大替代理论，这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极右阴谋论，宣扬欧美白人正被伊斯兰等有色人种的外来移民所取代），赞扬VDARE（美国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新闻网站，奉行“白人至上”主义），他制作的纪录片《什么是女人？》更是通过直接向不同人群追问“什么是女人”传播反跨性别观点，并因此被反对者斥为“传播仇恨”。

利益博弈的“舆论背锅侠”。当“网红”的行为引发舆论争议或政治、资本风险时，其常常成为所涉事件的“背锅侠”，独自面对舆论批评及职业危机，相关“背后势力”则选择置身事外。例如，亚历克斯・布鲁塞维茨曾因参与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相关活动被调查，并因此遭到左翼媒体集中抨击，尽管支持他的特朗普团队等保守派政治力量表态对其“予以支持”，但却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最终使其独自承担舆论压力。

三、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网红”已成为搅动当代美国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的独特存在。他们以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优势，打破了传统话语格局，在激活民间诉求表达、重构舆论传播格局的同时，也深陷多方势力博弈的漩涡，成为多方利益交换与极端思潮渗透的工具。这种双重属性背后，是数字技术对美式民主运行机制的解构，也是当代美国社会分裂、治理失序在传播领域的集中投射，为我们解读数字时代西方民主的困境提供了重要镜像。

可以明确的是，“网红”崛起带来的不仅是美国传播体系的变动，更是政治与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如何平衡“网红”的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规范其政治参与及商业行为、缓解其引发的社会撕裂等，将成为未来美国政治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网红”的发展轨迹，也将持续作为观察美国数字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而存在。（作者：魏红霞， 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吴洁， 助理研究员）